聆听“以房养老”质疑声背后的社会焦虑

　　有关将在京沪穗等四地开展“以房养老”试点的消息，再度搅动舆论的波澜。媒体报道时称保险企业对此似乎并不热衷，因这一业务面临诸多风险，而网络上的讨论更是吐槽质疑声占了上风，有网友甚至怀疑政府是否在甩包袱，把养老问题都抛给个人、企业……

　　养老是近年的持续热门话题，每有类似新闻披露，都能引发公众内心的涟漪。这不奇怪，统计显示，至2012年底，我国已有60岁以上老人1.94亿，并以每年 600多万的速度递增。近年，各地公办养老院“一床难求”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，“火养老院要排100年”的新闻更引爆舆论，既令人瞠目，也触动“老不起”的社会焦虑。

　　昨日有报道说，江苏常州市民赵女士，为照顾瘫痪的老父亲，连请23个保姆都辞职了，送养老院要么拒收，要么费用高昂无法承受，无奈，赵女士一咬牙卖了住房，又东借西凑300万元，自己办起一家养老院，就为了让像自己父亲这样“不受待见”的老人有个养老的去处。

　　人们常爱用“未富先老”概括我国当下的尴尬局面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都猝不及防地遭遇了老龄化“变故”：国家财力不足，养老机构和设施严重欠缺，社会保障基础薄弱，许多家庭“空巢”，失独、失能老人愈来愈多…… 所有这些，不仅拖累成千上万的家庭，更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出现对“以房养老”动机用意的质疑和反对声实属正常。平心而论，“以房养老”其实是为特定人群量身定制的商业化养老业务，它与社会其它的养老举措并行不悖，在西方国家已经很成熟。而在我国，由于国情及社会观念的差异，它确需先期试点探索。尤其是，在社会化养老体系十分薄弱的情况下，各种新型养老形式的探索都应予以鼓励，并在发展中臻于完善。

　　值得重视的是，围绕“以房养老”的争议中，充溢着人们对社会养老现状的不满和焦虑。对此，作为社会管理者，不仅要倾听，更要顺应民意，积极应对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当下的养老难题，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中必须要迈过的槛。“四世同堂”的大家庭解体分化，“子女养老”面临“空巢”困境，医疗、看护、养老服务等又严重滞后，紧迫的现实需求呼唤着社会化养老体系的加速构建。

　　在现代社会，养老绝非一己私事，而是社会生态链中必不可缺的一环。同时，养老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眼前缺的不仅仅是养老院和护工的巨大缺口问题，更在于立法和制度层面缺乏系统设计。虽然有了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》，以及国务院去年10月颁布的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等，但由于没有相关的配套政策，或者刚性约束不足，许多良善理念到现实中往往沦为“空头支票”。在养老已成为全社会“短腿”的情况下，在财政投入、税收倾斜、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，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。

　　人生终有老。这一代老人年轻时大多经历了艰辛生活的磨砺，能否让他们优雅地安享晚年时光，不仅是家庭子女的孝心和责任，也体现着社会的良心和人性温度。应对我国老龄化的快速发展，需要高效而又具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决策。